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又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即将到期，本次会议将持续至12月18日，主要任务是确定全球第二承诺期(2012年~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安排。
　　谈判多歧路然而，减排问题一直是横亘在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道顽石，被寄予无限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似乎也难于“一纸文书定乾坤。”正如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的那样，期待在多边领域形成规则并达成共识，各经济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从哥本哈根开始的路注定不平坦，谈判进程将缓慢而艰难。
　　在12天的会议日程中，与会的170多个国家将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作出新安排。具体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的有效机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行动。
　　然而，发达国家究竟能够承担多少责任呢？这个问题似乎不言自明。一直以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盟要求发展中大国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5%~30%，美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行动，并将贸易与气候变化挂钩，拉大旗扯虎皮的碳关税突如其来。发展中国家在承受压力的同时，也在各种博弈中争取权益。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违反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别对待的多边气候谈判原则。《京都议定书》和国际社会达成了普遍共识，即根据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承担不同的减排责任。前者要履行减排义务，后者需采取减排行动。”宋泓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这样指出，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至今日，占世界人口约22%的发达国家仍消耗着全球70%以上的能源，排放50%以上的温室气体。基于此，哥本哈根会议仍将胶着于这一问题。
　　中国新承诺日前，中美两国均提出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在不久前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方第一次以约束性指标的方式宣布，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美国白宫也同期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却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至少减排40%”的普遍期望。
　　尽管仍然存在争议，中国的减排目标无疑为广大参会的发展中国家加油打气。这一目标的设定似乎同时也为中国增加了谈判话语权。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技术管理研究中心丛晓明博士却向记者表示了自身的忧虑。他指出，“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的制定是值得赞许的。但因为减排基数明显增大，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要求，将更为具体和苛刻。中国在获得谈判筹码的同时，还有可能面临更多的挑战。
　　那么，中国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会如期实现吗？该目标一旦实现，中国经济又将承接怎样的变化与挑战？
　　丛晓明告诉记者，可以说，该目标的可实现性较强。国家通过政策支持，于企业和研究机构两个层面着手，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他补充说，实力较强、灵活度较高的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发展绿色产业，生产与经营新能源产品实现减排目标；而科研机构则可通过技术研发为企业提供支持，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同时，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来改善经济结构，中国经济会因此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个时候，发展高技术产业显得尤为重要。”丛晓明指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也于日前表示，中国正在采取多项措施，以保障这个数字到2020年能够实现。他说，中国将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使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丛晓明还说，“此外，绿色产业有望在目标的执行过程中形成气候，带动我国内外贸易发展。而面对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绿色、技术壁垒等，中国企业将显得更加从容。”
　　“然而，技术输入壁垒恐怕仍将是中国发展新能源产业面临的难题之一。”丛晓明补充说。